关于诗中华丽的服饰描写，作者运用有限的出土材料与诗句恰到好处的结合，讨论了诗句所描写的对应实物，揭示服饰品级及与典章制度的对应等问题，进而廓清诗意。又如作者关于《小戎》的讨论，解释了古代驾车作战的战斗方式。本书不仅展示了作者对研究方法的贡献，还有对写作方式的贡献：书中考释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，作者的考释紧扣诗意，层层推进，娓娓道来，虽非句句“达诂”，但不时有与古人会心之妙。

关于诗中华丽的服饰描写，作者运用有限的出土材料与诗句恰到好处的结合，讨论了诗句所描写的对应实物，揭示服饰品级及与典章制度的对应等问题，进而廓清诗意。又如作者关于《小戎》的讨论，解释了古代驾车作战的战斗方式。本书不仅展示了作者对研究方法的贡献，还有对写作方式的贡献：书中考释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，作者的考释紧扣诗意，层层推进，娓娓道来，虽非句句“达诂”，但不时有与古人会心之妙。

《诗经名物新证》一书，试图在习惯性的分歧与茫昧之间，利用考古学田野发现的新成就，撩开蒙在《诗经》名物上的帏幔。《豳风·七月》论农事与庆典、《大雅·绵》论宫室与建筑、《小雅·鼓钟》论音乐、《秦风·终南》论服饰……言必有征，妙语纷繁，展卷批阅，令人如行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。从地下掘出的一支锈迹斑斑的长矛，几枚裂痕遍布的龟甲，若干色泽褪尽的瓷片，在作者的笔下，都能还原远古时代的社会组织及生活风貌，一次次刷

“名物新证”所追求的“新”，第一是研究方法。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，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。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。由单纯对“物”的关注发展为“文”、“物”并重，即注重对“物”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。

“名物新证”所追求的“新”，第一是研究方法。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，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。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。由单纯对“物”的关注发展为“文”、“物”并重，即注重对“物”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。

《诗经名物新证(修订版)》的作者是扬之水。无论如何，诗只是歌，只是乐，而不是思想史、社会史、风俗史，但这唱彻五百年的歌与乐中，却包含了思想史、社会史、风俗史中最切近人生的一面。欢愉、忧戚、哀怨、愤懑，诗思中蕴蓄的人生伦理、信仰道德、价值观念，乃至思维方式、情感意志，却又是思想史、社会史、风俗史中精纯的一章。而与史不同的是，诗且携着思想的精灵、语言的精灵，穿越逝水流年，于是，在有意与无意的考古发现中，精神的与物质的闪光碰和在一起，若干散落的历史断章，竟因此可以编联成篇，而一些久已在生活中失去位置的昔日名称，也在这文化遗存中相遇它曾依附之物，于是“名物”中曾经有过的活力，竟可以为这历史的一章注入生命的气息。

《诗经名物图解》三卷，分草、木、鸟、兽、鱼、虫六部，收图两百多种。该书有弘化四年（1847）作者细井徇自序、松堂清裕嘉永戊申年（1848）序和花木鸿嘉永辛亥年（1851）跋。 细井徇，号东阳，曾为僧为医，撰有《四诊借要》等。细井氏有鉴于因时地之异，古今之异，《诗经》名物多所难辨，孔子所云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的目的难以达到，而前人所作多有不足，乃与京都一带画工商议共同编撰，由细井亲自审定，“加以着色，辨之色相，令童蒙易辨识焉”，遂成此书。

本书收录诗经名物一百余种，装帧精美，尽量保留《诗经名物图解》原书形貌，以“书中书”的形式示人，配以名物的习性、状态以及《毛传》《陆疏》《本草纲目》《品物图考》等多部经典古籍中各名物的出处，既有知识性，又有文艺色彩，增强了该书的美感与可读性。正文后附有精美笔记页。

本书收录诗经名物一百余种，装帧精美，尽量保留《诗经名物图解》原书形貌，以“书中书”的形式示人，配以名物的习性、状态以及《毛传》《陆疏》《本草纲目》《品物图考》等多部经典古籍中各名物的出处，既有知识性，又有文艺色彩，增强了该书的美感与可读性。正文后附有精美笔记页。

《诗经名物图解》三卷，分草、木、鸟、兽、鱼、虫六部，收图两百多种。该书有弘化四年（1847）作者细井徇自序、松堂清裕嘉永戊申年（1848）序和花木鸿嘉永辛亥年（1851）跋。 细井徇，号东阳，曾为僧为医，撰有《四诊借要》等。细井氏有鉴于因时地之异，古今之异，《诗经》名物多所难辨，孔子所云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的目的难以达到，而前人所作多有不足，乃与京都一带画工商议共同编撰，由细井亲自审定，“加以着色，辨之色相，令童蒙易辨识焉”，遂成此书。